第八章 結論 報告人：吳俊瑩
本章陳培豐欲透過語言政策，解明台灣近代化與釐清國族主義的輪廓。主要的論點則由「近代文明」做為觀察座標，思考戰前、戰後國語「同化」政策對台灣的影響。
全章總結：陳培豐的觀察視角（
※國體論：
國語同化政策基本上是高度模仿日本近代國民國家統合模式運作出來的產物，即將國民形成的基礎寄託於單一民族、君民同祖的擬血緣至國家原理中，但是在一視同仁與殖民地的差別統治間，產生了必須加以解釋的矛盾與破綻。
※同化於文明、同化於民族
本書對「文明」的定義(P.42)：文明象徵都市、未來，人類的進步，啟蒙主義普遍性，與德國、俄羅斯等後進國家的「民族」觀相對，強調鄉村、傳統和過去，以及人類個別性、精神上的優越性和獨自性。
※ 伊澤修二（上田萬年：國語民族精神血液論）：同化於文明是推行同化於民族助力。
※ 後藤新平（社會達爾文理論：同化是不可能辦到的）：為避免政敵攻擊，在伊澤的架構概念下，賦予同化新的意涵，將平等與「一視同仁」的政治約定推向不可知的未來，將殖民地差別統治正當化，試圖表明自己未偏離國體論的軌道。
※ 在明治時期台灣社會，由於台日文化的近緣性以及儒家重視學問、社會相對富裕，加之國語教材中「文明」要素不低，並適度尊重台灣社會傳統的結果，降低了台灣人接受「同化」阻力。
※隈本繁吉：抑制教育普及方針遭受到辛亥革命衝擊，歐美傳教士有意進入台灣基礎教育，隈本轉而將普及教育做為維持島上治安的「安全瓣」，普及基礎教育但調整教育內容，將一視同仁與「民度」脫鉤，轉而要求同化於民族。→「以普及教育做為壓制」。
※台灣人自立更生式的近代化嚐試：黃呈聰、蔡培火。藉以抵禦國語教育內容的空洞化，脫離「寄居蟹」式的同化。
投影在戰後台灣社會的「同化」
※ 非純支那人，也非純日本人→宋斐如：台灣文化「既不是純粹漢明正統，也但也不是純粹日本式的文化」
※ 由語言政策解析二二八事件：日語已然成為接受近代文化的耳目，但看待對岸中國統治者眼中卻是奴化象徵，這導致日本語轉變成為確認「我者」的指標，日語與日本時代成為台灣人集體認同意識的象徵。
※ 由於在日治時期台灣人知識份子已經體認到「同化」政策的兩面性，對於陳儀政府過份強調文化統合面向、忽視近代文明施政的態度存有高度危機感。
※ 中國的「歷史主義」式國族主義建構 VS.台灣人「現代主義」式的國族主義建構。
現代主義式國族形成得以在工業化的推波助瀾下，不一定得與血緣、歷史文化族統有關密切關連，而在日治時期的台灣，顯然已經出現此一國族統合的雛形。這也可由抗日份子經常是對傳統文化十分「感冒」做為例證，陳培豐認為台灣人國族主義的形成主要是立基在渴望近代文明的強烈意識上。
但當中國以訴諸「歷史主義」的國族建構時，與台灣社會便不免相剋，而台灣人對於大正後期日本那一套同化方式，早已了然於心。
陳培豐企圖所欲修正史觀與解釋架構：
※「抗日」的不同面向：「以接受同化作為抵抗」VS.「漢賊不兩立」（以文明挑戰或製造實施差別統治的壓力，台灣人接受的是「西化」而非「日本化」；或是因普及「同化」而使得差別統治崩解）
※質疑「同化做為負面印象，以及先驗地被認定是描述台灣人一個曾經強烈排拒之物」，亦即陳培豐試圖找出同化的兩義性（文明與民族），以及台灣人機靈地主動選擇，「幾近貪婪地接受、再三地主動要求」提升公學校以及當中近代文明的要素。
※機巧式地殖民地統治論：
台灣人接受「國語」教育，在陳培豐看來不但可以邁向進步之路，同時可以啟動因同化普及導致統治崩壞的機制，顛覆差別統治，故台灣人相對也戰略性地思考國語教育的作用與意義。用陳培豐的話來說：這會使得台灣人抵抗殖民運動常會出現「燃燒不完全」的色彩，「曖昧」油然而生，這是因為難以將台灣人的作為單純地置入「排斥他者」的傳統論述框架。
※ 抵抗意義「純度」之別：接受同化教育時的「自主性」強弱，以及有無根據近代文明的進展爭取平等待遇意圖，做為分析「抵抗／協力」的觀察角度。
※ 擺脫「近代化必然是由於殖民統治所賜予」的思考盲點：台灣人「看破」日本人手腳。台灣人積極、過濾性和選擇性地攝取統治者為了維持國家體制平衡（即國體論）的統治策略，取得了近代化的成果。
※ 台灣國族主義的定位：非親日、魅日，仍就被陳培豐定位在「抗日國族主義」。
n 作者認為在沒有認識到台灣人「機巧式」地反抗特質時，殖民地統治「肯定論」便在重構歷史現場的國族主義，帶有特定政治意圖。(《認識台灣》的編者：吳文星、張勝彥)
n 反抗論與肯定論皆不足以說明台灣人「巧妙、機靈且務實的方式抵抗統治者而得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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